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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

发布时间:2011-12-26 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


颠沛流离铸史璧
 说起中国特有的传统地方志,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绍兴的。因为这里既是我国方志之祖《越绝书》的诞生地,又是我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的故乡。
  正如陈桥驿先生在《绍兴市志》序言中所说:“中国有中国的方志史,绍兴也有绍兴的方志史。值得绍兴人自豪的是,中国方志史是以绍兴方志史开头的!”
  《越绝书》的翔实载记,得使我们能看到绍兴昔日的辉煌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,将中国传统方志理论推上了历史的巅峰。因此有人把清代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与唐代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并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“双璧。”
  从《越绝书》的诞生,到《文史通义》的问世,用17个世纪的时间证明,从实践创新到理论成熟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从刘知几的“史通”到章学诚的“史义”,跨越这两个理论高峰,也足足花去了12个世纪。章学诚的跨越,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选择。
  《文史通义》是章学诚的代表作,它在理论上的超越前人,并非出于偶然。章学诚生活在文化氛围特别浓厚的绍兴,生长在家学根底特别深厚的家庭里。父亲章镳是一位进士,做过湖北应城知县,对史学尤称爱好。章学诚虽然幼小体弱多病,却勤学好思。20岁以后,发现自己是个“史才”,大有意气落落,不可一世之势,更加发愤读书,隆冬盛夏,读至午夜而不知疲倦。尽管家境贫寒,藏书无多,但他与其父一样,常以借书、抄书、作笔记为乐事。父子俩,一个是如饥似渴的读书人,一个是废寝忘食的读书人,所读的又都是“史部之书”。所不同的是,章学诚在浸润于浙东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,更注重于分析利弊得失,总结经验教训,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。从小养成了不可多得的思辩习惯,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旅游
  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,章学诚也曾在科举路上进行过艰难跋涉。先后于23岁、25岁、28岁、31岁时,四次赴京应顺天乡试,皆落第而归。对章学诚生活、学业备加呵护的翰林院编修朱筠因此对他说:“足下于此无缘,不能学,然亦不足学也,”劝他放弃科举梦想。但章学诚深感家境贫寒,不得已而指望于此,结果是七应乡试科场,累遭摈弃,直到41岁时才中进士。这时的章学诚,已是不惑之年了,本来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。但是经过20余年的世事磨练,一个当年意气落落、不可一世的学子,深知自己的为人和学问,与社会潮流早已格格不入。所以他“不敢入仕”,无意做官,毅然放弃为之苦苦追求几十年而眼看就要得到的机会,重新回到他所钟爱的修志治史生涯。
  章学诚颠沛流离,一生坎坷,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为了谋生,他度过了长达7年的讲学生活,先后主讲肥乡、永丰、保定、归德等地书院。为了养家糊口,他游幕安徽亳州和湖北武昌,仅在毕沅幕府中,一呆就是五年。此外还做过同乡状元梁国治家塾师。然而最使他倾心的,仍然是治史做学问。27岁那年,他从北京回湖北省亲,刚好父亲应天门知县之聘,正在主持编纂《天门县志》。对史学、方志学已有深入研究的章学诚,不仅参与了县志的编纂,还特地撰写了《修志十议》,第一次对编纂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系统主张。这既是他史学天才的初试锋芒,也是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《文史通义》写作的开始。
  此后,他在修志领域一发而不可收,相继主纂或协纂12部地方志。在他参与修纂的常德、荆州、黄州、天门、石首、麻城等府县志,后世都有很高评价。由他主纂的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县志》、《亳州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等,都是贯彻他方志理论的名志佳构。对章学诚来说,无论是修志、讲学还是做幕僚,甚至经受意外打击,都没有放弃他自己心爱的治学之路。在44岁那年的求职途中,不幸遇上了强盗,所有行李被抢,所带44岁以前的文稿也荡然无存!用数十年心血撰成的著作文章,一旦被洗劫一空,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,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。后来他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中借抄,但最多也仅存原稿的四五成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,每有撰述,他必留副本,寄请亲友保存,其中他的另一位同乡状元史致光抄藏文章最多。
  章学诚幼小住在绍兴城内大禅法弄,后因家庭变故,在他58岁回乡后,只好在塔山下另置房产。这时的他已经两耳重听,双目失明,贫病交加,垂垂老矣,可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《文史通义》。这部用30多年心血铸就的史学巨璧,可谓是撰著于颠沛流离之中,成稿于车尘马迹之间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这样做,既为千古史学开辟了蓁芜,又为后世史学立下了开山之功。
  我国是个历史大国,同时也是个史学大国。数千年来,从史学思想、史书编纂到史学评论等方面,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。章学诚的杰出贡献在于:他紧紧抓住史学灵魂,深刻回答了史学的根本宗旨和任务,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(即“明道”)和为现实服务(即“经世致用”);他从历史事实(“史事”)、历史叙述(“史文”)出发,对历史理论和观点(“史文”)这个历来被史学家所忽视的重要课题,从根本上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和意义;对史家修养,他在前人“才、学、识”的基础上,提出了“史德”这一重要命题,从而大大完善和丰富了古今史家修养的理论。
  在方志学科建设方面,他结合自身修志实践,总结前人修志得失,提出了一整套系统、完备而又深刻的方志学理论。他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,第一次提出“志属信史”的观点,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;他认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,如同国史一样是为了经世致用,有裨风教;他首创了以“志”为主体,以“掌故”、“文征”为两翼的方志分立三书体系;他对地方志常用的志、纪、传、表、图、录、考以及索引等体裁的合理运用作了深入的理论考察;为确保方志事业世代相传,他还特别提出州县设立修志机构的主张。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,标志着我国方志学理论的成熟和方志学的建立。以内容博大精深、观念独特新颖、分析透辟入理、思辩缜密严谨和充满非凡创造力的《文史通义》,自然成了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之作。梁启超因此认为,章学诚是“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”。
  可就是这位大师级人物,他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,由于不随浊流和不合时好而始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,甚至长期受到贬斥和诬毁。直到20世纪初,通过梁启超、胡适等人的研究,才逐步发现他在学术上的无可匹敌,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被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教授称为“是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。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教授认为章学诚“是中国造就的最有魅力的(最迷人的)思想家之一”。
  章学诚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!
  (作者系社会科学研究员,《绍兴市志》总纂,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)
    转载来源:2010年8月11日 《绍兴日报》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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